說到晚清，不得不提的一個人就是與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并列“中興四大名臣”的李鴻章。大家對李鴻章的第一印象就是組建淮軍，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領導洋務運動，創(chuàng)辦北洋水師。1894年甲午海戰(zhàn)失敗后，他代表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簽訂以后，他立馬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漢奸、賣國賊、民族敗類。有人說他是一個賣國賣出品牌的人，以致西方列強找清朝政府簽不平等條約，都得讓這老頭來。最典型的就是中日《馬關條約》了，日本人點名讓李鴻章到馬關來簽。

那李鴻章真的是“賣國賊”嗎？其實不是的。甲午戰(zhàn)爭失敗、簽不平等條約，他肯定是有責任的，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這不是正確的“辯證史觀”和“唯物史觀”。梁啟超先生在《李鴻章傳》里就對其有過“當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言，旁觀者尤為酸心，況鴻章身歷其境者”的評價。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難道真的愿意背負這千古罵名去顫顫巍巍的簽那個不平等條約嗎？還不是因為打不過，沒辦法嘛。

李鴻章奉命前往日本議和前，光緒皇帝召集王公大臣和李鴻章共同就日本提出的“割地、賠款”條件，商討應對事宜。在諸多朝臣堅持割地避禍，委曲求全的時候，李鴻章給出了自己前往日本和談的底線：“割地則不行，議不成則歸耳”。不可否認，就“割地”而言，李鴻章拿出了一個國之柱臣該有的堅持，也對得起《清史稿》對其“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的評價。

到了日本之后，李鴻章還在為“大清國”作著最后的努力。他四處拜會各國公使，乞求他們能夠出手干涉，阻止日本割據(jù)中國領土。遺憾的是，沒有任何一國的公使愿意幫助他。無奈之下，李鴻章只能在征求了光緒皇帝的同意之后，答應割地。在接下來的會談中，李鴻章也是竭盡所能的為大清爭取權益，哪怕只是一丁半點。在馬關的春帆樓上，伊藤博文代表的日本政府，從開始就不愿意和晚清政府正兒八經(jīng)的和談，他們只是借助重兵壓境、直逼京師的優(yōu)勢，威逼李鴻章，以求達到“不停戰(zhàn)而和談”、“以和談所取物資，繼續(xù)供應前線作戰(zhàn)”的無恥目的。深知伊藤博文和談目的的李鴻章，始終以“要挾過甚，礙難允行”予以回應，以致前后三次的和談都僵持不下、不歡而散。就在李鴻章對談判一籌莫展的時候，一次意外的槍擊事件給了他喘息的余地和反擊的機會。

在一次和談結束李鴻章從春帆樓返回駐地的路上，一個年輕的日本人小山豐太郎持手槍沖到了轎子前，一槍命中李鴻章左頰，李鴻章立馬血流滿面，當場昏厥。槍擊事件發(fā)生后，李鴻章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美國人對他“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的評價，絕非浪得虛名。蘇醒以來，李鴻章非常高興，他隱秘地希冀，這傷口能夠再嚴重一些。他帶著臉上的槍子，拿著自己身染鮮血的朝服，向聞訊而至的記者和外國使臣們，酣暢淋漓地譴責了日本的不道德行為和侵略本質(zhì)。日本嚴重違背國際禮儀的行為，加上李鴻章那一句“我是中國的使臣，我流的這些血，都是為了大清帝國，只要是有益于國家，我丟了性命也在所不惜”的義正言辭，讓其贏得了國際輿論的同情，逆轉了和談的被動和不利局面。之后，李鴻章數(shù)次以傷勢為由，拖延雙方談判。日本方面為了避免夜長夢多，將賠款數(shù)額從三億減到了兩億。這一槍，讓李鴻章為晚清政府爭回了一億兩白銀的賠款，讓李鴻章借機推進了和談的進程，更讓李鴻章順勢挫敗了日本“不停戰(zhàn)而和談”的卑劣目的。

李鴻章在簽完《馬關條約》之后的1896年，進行了一次環(huán)球航行。后來的歷史書很少提及這次航行。實際上他從中國到了俄國，然后又到了英國、普魯士（現(xiàn)在德國），接著又去了美國，然后從美國到日本最后回到中國。他見到了俾斯麥、俄國的皇太子、美國的格蘭特總統(tǒng)等等。

老人家坐著美國輪船到橫濱，準備換招商局的船回國內(nèi)。老頭倔得不得了，說：“我就不上日本土地，我終生不再踏日本土地！”這就給很多船員給難倒了。最后還是把美國船和招商局的船拼在一起弄了個跳板，老頭冒著生命危險走跳板過去的，沒有踏日本土地。你說此舉是不是愛國呢？

所以，不要在一百多年后輕易地罵李鴻章賣國，因為連一個像李鴻章這樣著名的“賣國者”都知道該怎么愛國，怎么去推動國家發(fā)展。什么叫愛國呢？就是跟愛自己的家，愛自己的媽一樣。有人說愛國主義是一種偉大的情懷，你說偉大就偉大嘍，但是我認為這是一種基本情懷。只有人格極不完善的人，才可能不愛國，所以愛國是一種正常情緒，偉大是一種過獎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