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色交通線部分線路圖。

伯公燈。

位于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qū)城郊鎮(zhèn)桃坑村的伯公凹小站。 （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qū)紀委監(jiān)委供圖）

在閩粵邊界崇山峻嶺間的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qū)城郊鎮(zhèn)，有一個人口不足30人的自然村名叫伯公凹。因其“一腳跨兩省”的獨特地理優(yōu)勢，土地革命時期，這里成為中央紅色交通線上的“入閩第一站”。

90多年前，中央紅色交通線就是經(jīng)過這里的凹口，自粵入閩由白區(qū)進入中央蘇區(qū)。伯公凹交通站是3000多公里中央紅色交通線的縮影，見證了那風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里黨的重要歷史。血雨腥風中，這條紅色交通線成為“中央蘇區(qū)看不見的生命線”。

一

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走上農(nóng)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開始創(chuàng)建中央革命根據(jù)地。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這讓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感到不安。他們連續(xù)發(fā)動大規(guī)模軍事“圍剿”，并對食鹽、煤油等日常緊缺物資實行“公賣”制，進行持續(xù)而嚴密的經(jīng)濟封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黨中央機關與蘇區(qū)、各地紅軍及地方黨組織相互之間的聯(lián)系問題日趨突出。中共中央和蘇區(qū)遠隔千里，因通信交通制約和嚴密封鎖，無法保證信息及時傳送、相互了解真實情況。因此，盡快建立一條從上海到蘇區(qū)的秘密交通線已迫在眉睫。

1930年，周恩來領導成立中央交通局，開辟了由上海黨中央通往全國各革命根據(jù)地的長江、北方、南方三條秘密交通線。其中，從上海出發(fā)，經(jīng)香港，廣東汕頭、大埔，閩西永定、上杭、長汀，抵達目的地江西瑞金的南方線，輾轉3000多公里，水陸并用，連接起上海與閩西贛南中央蘇區(qū)，后來被稱為“中央紅色交通線”。

“寧可放棄蘇區(qū)一個縣，也要辦好交通線”。這條交通線在黨中央直接領導、周恩來親自主持下建成，在站點路線的設計、規(guī)章制度的制定、交通員的選拔上，煞費苦心。

為了便于隱蔽往來，交通站多設在民居或是祠堂。交通員要穿越敵人的嚴密封鎖，闖過軍警盤查、暗探追蹤，避開反動民團襲擊。周恩來要求，交通員除了需要黨齡較長、政治上堅定可靠、有豐富的對敵斗爭經(jīng)驗、機智靈活、有一定文化、能夠快速辨別陌生人、記憶力強外，還要“不能說夢話”。

中央紅色交通線受到沿線干部群眾的大力支持和保護。

1930年，為配合接應大埔青溪站的工作，原大埔地下黨委負責人鄒作仁回到家鄉(xiāng)伯公凹，組建起家族式交通小站。兩年前，他和同志們一起籌辦農(nóng)會，參加了廣東大埔縣的埔北暴動，具有豐富的斗爭經(jīng)驗。當時，他為了不連累年輕的妻子，極力勸其改嫁。妻子開始不答應，后來終于明白了丈夫的良苦用心，改嫁后還與家人一起資助鄒作仁購買物資搞革命。

在鄒作仁的動員下，哥哥鄒端仁也從赤衛(wèi)班班長調(diào)回家鄉(xiāng)，負責交通站的日常工作。后來，伯公凹幾乎家家戶戶都參與了秘密交通線的工作，共同擔負起這項神圣而莊重的“絕密使命”。

二

傳送情報、運輸物資、護送干部是交通員的三大任務。進出伯公凹都是土路，交通員在執(zhí)行任務時，出于安全考慮，有時連土路也不能走，只能穿行于深山密林中?？梢哉f，中央紅色交通線是交通員們用雙腳踩出來、用血汗?jié)补喑鰜淼摹?/p>

伯公凹村口的那盞“伯公燈”正是這一切的見證。在客家地區(qū)，伯公是當?shù)厝藢ν恋毓淖鸱Q，有伯公信俗的地方就有伯公廟，“伯公燈”常被客家人供奉在伯公廟里，用來表達對守護神的敬意。

伯公凹的那盞油燈，照亮了無數(shù)個暗夜。

在山路崎嶇、險象環(huán)生的紅色交通線上，“伯公燈”就是“引路燈”?？吹剿霈F(xiàn)在蒼茫群山中，就如同看到了希望。每當風塵仆仆、疲憊不堪的蘇區(qū)干部感到力不從心時，交通員都會遙指凹口鼓勵道：“等到了伯公凹，看見那盞油燈，我們就到家啦?！?/p>

一旦出現(xiàn)敵情，伯公燈又變成“信號燈”。據(jù)介紹，如果村里有危險情況，村民就會想方設法第一時間將伯公燈吹滅。交通員們看到燈不亮，絕不會貿(mào)然進村，而是先讓領導同志退回山上隱藏起來，待進村探明情況確定安全后，再把燈重新點亮，帶著干部同志繼續(xù)前行。

1931年底，伯公凹交通站迎來了一位穿著粗布衣、身帶紙傘、手提草藤箱的特殊客人。眼見來人一路歷盡艱險，雙腳都被磨起了泡，鄒端仁連忙讓妻子賴三妹端來艾草水給客人燙腳消腫、緩解疲勞，還熱情地殺了只母鴨燉湯款待。

得知鄒家房子不久前剛被敵人燒毀，第二天臨走時，客人掏出三塊銀元對賴三妹說：“阿嫂，你這里人來客往，需要接待那么多人，這幾塊銀元留給你們貼補家用吧……”

事后，賴三妹才知道當天的客人就是周恩來。她便把這三塊銀元當做革命信物珍藏起來，最后成為了老鄒家唯一的傳家寶。歷經(jīng)戰(zhàn)爭年代、自然災害，全家人都舍不得將銀元用掉。

如今，他們的后代將這三塊銀元無償捐贈給了永定區(qū)博物館。

三

和鄒作仁一樣，鄒端仁在選擇加入隊伍時，就清楚地知道，交通員只能單線聯(lián)系。這意味著一旦上級領導犧牲，就沒有人能夠證明自己的身份，更不必說證明其功勛。

即便如此，他仍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成為伯公凹交通站主要負責人不久，鄒端仁就接到任務，化裝成商人到廣東一帶采購蘇區(qū)最緊缺的食鹽。收集食鹽的行動秘密進行著。1934年7月的一天，當鄒端仁帶著另外兩名交通員挑著食鹽返回伯公凹時，不幸被敵人抓獲。

鄒端仁等三人被捕后，受盡各種酷刑，都不曾吐露一絲一毫關于食鹽的秘密。敵人惱羞成怒，將他們吊在大樹上召開萬人大會，當眾嚴刑拷打。盡管渾身被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鄒端仁始終咬緊牙關。敵人無計可施。

槍聲響起，鄒端仁的身體被打成了血篩子。然而，喪心病狂的敵人還不罷休，將尸體淋上煤油燃燒。鄒端仁的長女鄒桂英回憶道，看到父親被燒得像咸魚干一樣，此后自己一輩子都怕吃咸魚干。

敵人的種種兇殘行徑并不能動搖伯公凹的地下交通員們一絲一毫，他們反而更加執(zhí)著堅定，無怨無悔地燃燒著自己，照亮革命成功之路。

家園被燒毀、親人慘遭殺害，鄒家老三鄒春仁將心中的悲憤化為力量，更加堅決地執(zhí)行任務，接送了前往蘇區(qū)的一批又一批同志。1932年冬，鄒春仁在桃坑村護送電臺時遭敵人圍捕，為了讓其他交通員安全轉移這部極其珍貴的電臺，他和交通員李壽科各自手握雙槍并開槍吸引敵人到巫屋村的后山。同志們和電臺安全轉移了，鄒春仁卻遭遇圍捕的敵軍，壯烈犧牲。

英雄的伯公凹人民掩埋了親人，擦干眼淚，毅然接過前人的重擔，風雨兼程，前仆后繼，用鮮血和生命守護著交通線。當年不足30人的伯公凹，有10多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甚至出現(xiàn)了“一門七英烈”的壯烈故事。

在無數(shù)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下，從1930年建立，一直到1934年紅軍長征出發(fā)后，這條“蘇維埃血脈”生生不息，從未中斷過。長達3000多公里的中央紅色交通線，掩護了周恩來、瞿秋白、鄧小平等200多位黨的領導干部安全轉移到中央蘇區(qū)，運送6000多擔蘇區(qū)緊缺物資，傳遞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報資料，從未發(fā)生重大泄密事件，被稱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線”。

山重水繞路兒長，紅色交通一線穿。如今，沿著狹窄崎嶇的林間小道爬上山坳，高、寬均不過一米的伯公廟里，伯公燈香火繚繞，一燈如豆……溯源而返，朝著革命信仰之燈前進，就會越走越光明。（陳金來 陳霓 蘇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