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進行大授銜。此次授銜中，劉亞樓被授予上將軍銜，本該是件高興事，然而，授銜結束后，劉亞樓卻帶著歉意找到楊思祿，

“思祿啊，是我害了你，當初要不是我拉你來空軍，你應該是將軍了?！?/p>

老紅軍——楊思祿

說起來，楊思祿的資格很老。1933年，只有十六七歲的他便加入了中國工農紅軍，一年后，長征開始，楊思祿隨隊開始長征。

在楊思祿心中，長征的地位非常重要。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必須突破“密不透風”的包圍，才有生存的希望。

那時候，沒有根據地，沒有吃穿，沒有補給。爬雪山的時候，戰(zhàn)士們穿著單衣瑟瑟發(fā)抖，年輕的楊思祿只能靠身體硬扛。

然而，楊思慮頂過了雪山，卻沒頂過草地。一天夜里下起大雨，楊思祿睡覺的地方積起了個水坑，楊思祿躺在水坑里，發(fā)起高燒。

隊伍出發(fā)后，楊思祿仍然躺在水坑中，渾身一點力氣都沒有，這時，他感覺有腳步靠近了自己，楊思祿用盡最后一絲睜開眼睛，“我還活著！”

這名戰(zhàn)友立刻把他扶起來，兩個人互相支撐，一起趕上了大部隊。

實際上，在長征途中，這樣生死存亡的關頭不在少數，他每天都會看到戰(zhàn)友犧牲，也包括他的哥哥。

參軍時，楊思祿是和兩個哥哥一起加入的紅軍，爬雪山時，他偶遇了另一團的二哥楊思福。

當時，二哥瘦得只剩皮包骨頭，佝僂著腰，眼里卻滿是堅毅。分開前，二哥告訴他，自己要跟著排長去找糧食，沒想到，這成了兄弟倆的永別。

在找糧食的過程中，二哥被反動民團的亂槍打死，長眠在了長征路上。

1936年，隊伍到達陜北，長征結束，很快，西安事變又爆發(fā)了，全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

楊思祿還沒等喘口氣，又投入到了抗戰(zhàn)的戰(zhàn)斗中。最開始，他是為紅二師政委蕭華做警衛(wèi)員，然后一路升為警衛(wèi)班班長、警衛(wèi)排排長，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zhàn)役。

后來，他轉戰(zhàn)冀東時，已升任12團2營營長。

潘家峪大屠殺

在冀東，楊思祿最心痛的應該便是潘家峪大屠殺。

說起潘家峪，它是一個有著兩百多年歷史的大村子，據村子的老人說，早在明代永樂年間，他們的先人便來此定居，因為這里山清水秀，還盛產龍眼葡萄。

日本鬼子侵占離這30里的豐潤縣城后，便常常來潘家峪劫掠，老百姓整天過著心驚膽戰(zhàn)的日子。

直到八路軍來了以后，這樣的情況才有所好轉。感激的村民自發(fā)組織起來，幫八路軍傳遞情報、運送糧草、救治傷員，不知不覺便成了冀東抗日根據地的中樞。

誰也沒想到的是，1941年1月25日，農歷臘月二十八，這個美如畫的地方遭受了滅頂之災。

這天深夜，潘家峪村民還在香甜的睡夢中，附近十幾個縣的日本鬼子共計5000多兵力，占據了潘家峪制高點和多有路口要道，把整個村子圍得水泄不通。

天色剛亮，這群人便跟瘋狗一樣沖進村子，一時間，打砸聲、驚叫聲、哭喊聲響成一片。

他們挨家挨戶搜查，用刺刀威逼，將全村1300余人趕到村子中心的西大坑集合處。

村民潘鳳柱78歲的老母親，因為腿腳不好走得太慢，被一刺刀扎死，鮮血流了一地。

西大坑是一片空地，日本鬼子已經在四周架起機槍，驚恐的村民們擠成一團，在瑟瑟寒風中，有些人連衣服都沒來得及穿，便被抓了出來。

一陣騷動后，30多名年輕女孩被抓走，美名其曰是去讓她們給軍隊做飯，實際上，人人都知道，他們被抓去做了什么。

中午時分，吃過飯的日本鬼子端著刺刀一字排開，將村民們趕到潘家大院。

潘家大院是大地主潘惠林的宅院，面積非常大，可以同時容納上千人。等村民們被趕到院子后，他們發(fā)現院子里滿是柴草，里面還有重重的煤油味。

大家立刻意識到大事不妙，爭搶著往門外跑，堵住門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向著門內亂刺，不到一分鐘時間，就有十幾名村民倒下了。

然后，日本鬼子鎖上了大門，再然后，他們站上房頂、圍墻，端起機槍，向著院子里的村民瘋狂掃射。

一束束點燃的火把也被扔進院子里，澆了煤油的柴草立刻熊熊燃燒，村民無處可躲，他們所處的便是地獄。

即便這樣，毫無人性的日本人還嫌不夠，他們又在大院外的兩座小山包上架起小鋼炮，炮彈噼里啪啦飛向人群，村民在炮火中被撕裂、化為灰燼。

潘家大院的西院廂房前，七八個從火焰中逃出的村民被日本鬼子用砍刀殺死。門前的空地上，已經落滿的尸體中傳來嬰兒的哭聲。

日本鬼子循著哭聲，在父母身下找到了只有幾個月，還裹著小被子的孩子，他們一手拉起孩子的小腿，猛地向著旁邊的大石槽上摔。

等到嬰兒的哭聲停止，這里已經多了30多具嬰兒的尸體。

還有被帶走的30多名女孩，日本鬼子將她們強暴后，又一把火燒死了她們。

在這場血腥的大屠殺中，只有少數人幸免于難。村民潘守三那時候只有13歲，他是個父親兄弟一起被趕進大院的。

日本鬼子放火后，他躲到了豬圈里，后來，豬圈里又進來很多人，他就被緊緊的壓在最下面。

好不容易才從里面爬出來，潘守三又躲進茅房裝死，這才躲過一劫。

還有一個叫潘春的12歲孩子，和潘守三一樣，他也是在放火后躲進豬圈，并被壓在最下面，只不過，他沒有逃出去，而是躲在里面一動不動逃過的。

這場屠殺持續(xù)了6個小時，直到沒有活人的聲音，整個潘家峪成了尸山血海，他們才離開。

整個村子的1700余人，有1230人被殺害，1235間房被燒，全部財物被洗劫一空，帶不走的東西全部被砸，全村甚至連一口完整的飯碗都找不到。

毫無疑問，日本鬼子的暴行激怒了所有中國人，第二天，得知消息的冀東軍分區(qū)黨政領導火速率領八路軍12團，帶著村民急需的生活物資和藥品來到潘家峪。

在國恨家仇面前，12名幸存村民當場報名八路軍。沒過多久，潘家峪20多名青年成立了“潘家峪復仇小分隊”，后來又擴大為“潘家峪復仇團”。

1942年7月16日，楊思祿在冀東軍分區(qū)參謀長曾克林的指揮下，伏擊了當地偽治安軍司令劉化南。

隨后，他們就近設伏，等待新的戰(zhàn)機。第二天，偵查員報告：日軍100多人、偽軍200多人押送給養(yǎng)車，將行至灤縣甘河槽村，制造潘家峪大屠殺的顧問佐佐木也在其中。

大家一聽里面有佐佐木，頓時來了勁頭，尤其是潘家峪的幸存者們，紛紛含淚請戰(zhàn)。

7月18日拂曉，楊思祿帶著2營悄悄出發(fā)，埋伏在甘河槽村周圍的高粱地里，上午10點左右，日本鬼子的車隊大搖大擺的進入埋伏區(qū)。

楊思祿一看，便猜想到這是開路的偽軍，因此并未下達攻擊命令，等到又一個營的偽軍過去后，183名日本鬼子和140多輛運糧車緩緩靠近，后面還跟著兩個營的偽軍。

楊思祿屏住呼吸，緊緊盯著敵人的一舉一動。

等到敵人最后的隊伍進入甘河槽村東，前隊已經進入王店子村的時候，楊思祿果斷下令，讓6連從王店子村出擊，殲滅敵人線頭部隊先頭部隊，5連則從甘河槽村出發(fā)，攻擊敵人后隊。

很快，日偽軍便被打的四處逃竄、繳械投降，這樣一來，中間的日本鬼子全部暴露在我軍的槍口之下。

從上午10點到晚上8點，183名日本鬼子被全部擊斃，一個不剩。打掃戰(zhàn)場時，大家在一個穿著襯衣的尸體旁發(fā)現了刻有佐佐木姓名的指揮刀。

終于，楊思祿的八路軍和潘家峪幸村村民報了仇。2017年，河北省唐山市干河草村（原甘河槽村）的村東新建了一座紀念碑，碑文的一面刻著“干河草戰(zhàn)斗勝利紀念碑”10個大字，題字者便是楊思祿。

轉戰(zhàn)空軍

新中國成立后，空軍誕生。1949年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領導機構成立，劉亞樓任司令員，蕭華任政委。

當時的中國，在空軍方面可謂是一片空白。那時候，劉亞樓有兩個選項，一是選人去國外，完全依靠國外培養(yǎng)飛行員和專業(yè)技術人員。

二是自力更生，自己辦航校，培養(yǎng)飛行員和專業(yè)技術人員，劉亞樓選擇了第二種。

最開始，航校組織是以短小精悍為主，不過到了1950年，航校便開始三次擴大規(guī)模。

可是，航校所需的干部依舊很難被滿足。毛主席也曾對劉亞樓說，“空軍的基礎如何，起步快慢，關鍵是看你航校辦得怎么樣，你的當務之急，是選好辦校人。”

可是，辦校人從哪來？組建空軍辦校的干部又從哪來？

那時候，航校所需干部的來源主要是四個方面，一是從東北老航校抽調；二是從陸軍中抽調；三是從國民黨空軍起義軍中任用；四是從大專院校中學航空專業(yè)的學生中招收。

其中，比例最大的是第二類，大概有90%的航校干部都是劉亞樓從各野戰(zhàn)軍部隊中選調來的。

那段時間，楊思祿正在二野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4月的一天，楊思祿正在食堂吃午飯，二野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達端著飯碗坐了過來，

“楊師長，中央決定從陸軍抽調一部分干部去空軍，二野司討論后，認為你去比較合適，你覺得呢？”

楊思祿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李副司令，我能行嗎，讓我?guī)П蛘踢€行，但空軍，我可是一竅不通啊！”

李達笑著回答他，“楊思祿同志，你可是經歷過長征和戰(zhàn)爭考驗的老同志了，政治可靠，身體健康，更何況你還年輕，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邊干邊學嘛?！?/p>

就這樣，楊思祿來到空軍，并且與空軍結下了不解之緣。

4月27日，楊思祿到達北京，他被安排到“光明飯店”，里面早已入住了很多從全國各地調入空軍的師級干部，還有不少是楊思祿很久沒見的老戰(zhàn)友，大家一邊等待新工作，一邊回憶過去和暢想未來。

五一前夕，劉亞樓開始在空軍司令部找同志們談話，見到楊思祿，劉亞樓顯得很高興，“小楊班長，你也來空軍了！難道是來給我的座機護航的嘛。”

原來，楊思祿在陜北的時候，也給劉亞樓做過警衛(wèi)班長，因此，他們之間的談話非常走心。

劉亞樓告訴他，空軍是新組建的軍種，有太多需要去學習掌握的東西，也會遇到很多困難，不過再難也比不過當年爬雪山過草地。

聽了這話，楊思祿渾身是勁，確實，還有什么能難過長征呢。后來，劉亞樓向同志們征求意見，“空軍初創(chuàng)，現在有很多崗位空著，但我先為一個職務打廣告，航校參謀長，誰想當？”

大家面面相覷。解放前，參謀長職務不高，級別不高，還沒決策權，成天管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因此，這個被劉亞樓大力推薦的職務沒人應答。

沉默了半天，楊思祿忍不住了，他站起身，“我當，職務高低無所謂，關鍵是當參謀長可以一邊干一邊學，還能盡快掌握空軍各方面知識?！?/p>

劉亞樓搖搖頭，“小楊班長，你可是二野的師長，真的愿意屈居當參謀長嗎？”

“愿意！”楊思祿斬釘截鐵。

“很好！有些同志不愿意當參謀長，楊思祿愿意當，說明有眼光。我就是參謀長出身，因此我一直覺得，只有當好參謀長，才可能在將來當好一名優(yōu)秀的好主官?！?/p>

五一勞動節(jié)后，楊思祿便到山東濟南第五航校走馬上任了。當時，這里有個蘇聯(lián)的參謀顧問，名叫馬林若夫。

因為初來乍到，楊思祿有很多問題向他請教，尤其是蘇聯(lián)空軍的管理經驗。聽多了，楊思祿覺得和陸軍還是有不少異曲同工之妙的，比如說司令部的建設、后勤保障、條令條例、行政管理。

同時，它們也有很多不同，空軍工作都是以飛行為中心，所以不能把陸軍經驗生搬硬套在空軍建設。

說起來，空軍初期的航校，人員成分非常復雜，他們中有國民黨空軍和偽滿空軍，這一群人身上總是帶著一些不良習氣。

有一次晚飯過后，幾個偽滿空軍飛行員圍住兩名婦女，往人家身邊扔汽水瓶子，一邊吹口哨，一邊語言調戲，把倆人嚇得直哭。

得知此事的楊思祿非常氣憤，他直接將帶頭鬧事的飛行員關了禁閉，并當眾宣布，“這樣的流氓風氣絕不允許出現在空軍隊伍中，發(fā)現一個處理一個，絕不輕饒?！?/p>

還有一次，有個飛行員嫌新發(fā)的飛行服難看，罵罵咧咧的把衣服扔到地上，楊思祿看到后，命他馬上撿起來，并嚴厲教育要愛護人民財產、珍惜飛行員榮譽。

當然，也有楊思祿比較吃力的，他在飛行技術管理上一竅不通，因此，他總想坐坐飛機，切身體驗一下飛行的滋味。

經過對蘇聯(lián)顧問的再三請求，對方終于同意，讓楊思祿破例坐次飛機。

楊思祿第一次坐飛機的經歷并不算美好，他在機艙中吐得幾乎不省人事，下飛機時，頭重腳輕，硬撐著才下來。

這時，蘇聯(lián)顧問在他耳邊說，“這下你知道我們飛行員的辛苦了吧”。

一語驚醒夢中人，楊思祿忽然有了一個愿望：一定要學會飛行！

一年后，楊思祿被任命為第五航校副校長，干部體檢時，他發(fā)現自己的身體完全可以參加飛行訓練，便正式向黨委提出了學習飛行的請求。

沒想到，楊思祿的請求遭到了非議，很多人覺得他大字不識，想要學會飛行難上加難。

還有人說，“你老胳膊老腿了，在空中能應付緊急情況嗎，要是飛不出來，豈不是很丟人?！?/p>

就連蘇聯(lián)顧問也勸他放棄，“這個世界上，沒有33歲才開始學飛行的人，就算我敢?guī)悖羰怯刑斐隽耸?，豈不是很可惜？”

不過，劉亞樓倒是表示支持，

“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干別人沒干過的事。楊思祿同志身體好還有決心，為什么不能學呢。能飛出來最好，就算飛不出來，多掌握一些空中知識，對部隊的管理也是很有幫助的。我們需要多一些懂飛行的老同志，這個學費我出了！”

最終，空軍黨委批準了楊思祿學飛行的請求。

雖然楊思祿早就想到過學習飛行不容易，不過，真正學起來，卻比想象更難。他初次接觸數理化，感覺真是比登天都難。

別人學兩個小時，他只能學五六個小時，補上自己薄弱的基礎，4個月后，楊思祿結束了他文化理論課程的學習。

然而，這只是過了第一關，楊思祿的飛行教官是蘇聯(lián)人，兩個人語言不通，翻譯又常把關鍵詞語翻譯錯，導致楊思祿經常挨罰。

那時候的楊思祿就像個小學生一樣，犯了錯要被教官用駕駛桿打腿，有幾次下來后，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有一次，因為翻譯將蘇聯(lián)教官的話翻譯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導致楊思祿的飛機直直往下沖，嚇得蘇聯(lián)教官臉都白了。

這事以后，校黨委給楊思祿換了一個偽滿教官，沒了語言問題，教學還是很順利的，楊思祿認認真真做他的學生，從不因教官的經歷歧視他。

有一次，教官很誠懇的對楊思祿說，“楊副校長，在飛行上，我是你的老師，在如何當好一名革命軍人上，你是我的老師。”

1951年夏天，楊思祿成功單飛。不久后，中央軍委發(fā)來調令：任命楊思祿為航空兵第19師師長。

1955年，楊思祿被授予大校軍銜，劉亞樓知道后，專門找到他，“思祿啊，是我害了你，當初要不是我拉你來空軍，你應該是將軍了。”

楊思祿樂了，“司令啊，要是沒有你，我哪有機會飛上藍天當空軍啊，這是我一輩子的光榮。”

后來，在一次空軍會議上，劉亞樓再次提到楊思祿的軍銜問題，

“楊思祿本來是可以授個少將的，但我把他拉來空軍，現在只是正師級校長，只授了大校，不過，他自身也有問題，打仗上癮，自己耽誤了自己?！?/p>

這話又從何而來呢？

原來，在抗戰(zhàn)后期，楊思祿擔任了熱河縱隊25旅旅長，不巧的是趕上部隊整編，于是，楊思祿被降成了副旅長。

然而，副旅長沒當幾天，楊思祿又主動申請降職，要當團長。他說當副旅長什么事都要聽旅長的，可他偏偏打仗很有想法，不愿意按照別人的思路來。

那時候，很多人都以為楊思祿在鬧別扭，實際上，他就是認為副旅長不好發(fā)揮自己的能力，完全沒有什么情緒問題。

就這樣，楊思祿被調到59團當了團長，一直干了兩年，直到解放戰(zhàn)爭后期，才升任教導師師長。

在加上后面被調到空軍，楊思祿又主動擔任參謀長，對官職的不在乎，導致楊思祿只授得大校軍銜。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楊思祿在1961年晉升為少將，也算是證明了他真正的實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