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臺灣回歸成為了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可在美方干涉下，臺灣一有不慎便會化作國際問題，徹底失去回歸機會，面臨重重危機，周總理挑起了這份重擔。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周總理為解放臺灣鞠躬盡瘁了20多年，最后甚至在去世前留下遺囑，要求將骨灰盒放在人民大會堂的臺灣廳以此明志。

為了讓臺灣早日回歸，周總理自萬隆會議起便多次出訪各國，向世界傳達中國的態(tài)度。

而在巡訪緬甸、印度等東南亞七國時，一個記者向他提出了個刁鉆的問題：如果蔣介石回大陸，是否考慮給他一個部長職務(wù)？

周總理對此只是笑了笑，隨后一句話引得滿堂喝彩。

長達15年的中美談判

朝鮮戰(zhàn)爭結(jié)束后，臺灣問題再度成為了中央關(guān)注的焦點。

可此時的臺灣問題已經(jīng)極為復(fù)雜，毛主席在1954年7月向周總理發(fā)了封電報，指示要武力解放臺灣：

“我們在朝鮮停戰(zhàn)后沒有及時提出‘解放臺灣’的任務(wù)是不妥的，現(xiàn)在若還不進行此項工作，我們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p>

可美國卻對此做出了強烈反應(yīng)，不但在同年11月與臺灣簽訂《共同防御條約》，還通過《美國國會授權(quán)總統(tǒng)在臺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將5艘航空母艦及其配套戰(zhàn)斗艦隊派往我國南海。

面臨現(xiàn)實條件的改變，中央在達成部分戰(zhàn)略目標后選擇轉(zhuǎn)變戰(zhàn)略，從武力解放轉(zhuǎn)向和平解放，而這份擔子便由周總理擔了起來。

為粉碎美國試圖讓臺灣問題成為國際問題的陰謀，周總理在各個外交場合都嚴厲駁斥“臺灣地位未定論”。

他從歷史與事實等方面出發(fā)，駁斥臺獨言論，將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圣不可侵犯的領(lǐng)土的事實告知世界各國。

1955年4月，周總理出訪萬隆會議，他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表明我國在臺灣問題上堅定的立場，這引得諸多國家向插手的美國施壓，要求其就臺灣撤兵問題與我國政府進行談判。

在周總理的影響下，美國國務(wù)卿杜勒斯不得不向國際輿論低頭，表示將盡快舉行中美大使級談判。

而這次會面定于1955年8月11日，這是此后長達15年中美談判的開端。

在談判中，作為負責(zé)人的周總理明確指出了我國的底線：“臺灣問題是解決中美關(guān)系的癥結(jié)所在，美國不從臺灣以及臺灣海峽撤兵，不與臺灣當局斷絕外交關(guān)系，兩岸關(guān)系便談不上正?；??！?/p>

這場長達15年的博弈最終以美國服軟為結(jié)果，原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感慨道：“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周恩來總理的智慧和才能，沒有這場十幾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美國會在承認臺灣是我國神圣領(lǐng)土的條件下和我國建交?！?/p>

為了解決臺灣問題，周總理還更進了一步。

1956年1月30日，周總理在政協(xié)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布了“力爭和平解放臺灣”的新戰(zhàn)略。

隨后周總理便借赴臺相關(guān)人士向蔣介石做了傳話：“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guān)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

就此，臺灣局勢終于從最初的劍拔弩張變得有所緩和，周總理也靠著“國際輿論”與“和平解放”兩張王牌徹底粉碎了美國試圖將臺灣問題國際化的陰謀，為日后解決臺灣問題留下了星星之火。

國共第三次合作

為了進一步爭取國際支持，周總理在1956年11月去往緬甸、印度等東南亞七國進行訪問，試圖強化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聯(lián)系，并向世界傳達中國對臺灣的態(tài)度。

1956年12月9日晚，周總理參加了印度加爾各答的歡迎宴會。

在記者招待會上，周總理回應(yīng)了諸多有關(guān)我國的疑問。

當有記者問到臺灣回歸問題時，周總理當即表明了我國的立場：“中國政府正在努力爭取蔣介石，如果蔣介石有了貢獻，他可以根據(jù)自己的意愿，留在中國任何地方。”

這話立馬激起了記者的反應(yīng)：“那如果蔣介石回大陸，是否考慮給他一個部長職務(wù)？”

這絕非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若是給低了，臺灣方面必不滿意，那就起不到勸降蔣介石的目的，若是高了，那國內(nèi)原職務(wù)的人恐怕又有想法。

周總理聽到問話后，笑著看向了記者：“部長太低了。如果蔣中正回歸祖國，絕不會低于一個國務(wù)院總理的地位?！?/p>

此話一出，在場者腦筋一轉(zhuǎn)便意識到了此話的妙處。

周總理將自己的位置開了出去，既表明了我國對臺灣的重視，也不傷任何人的利益，反而顯露了作為中國外交代表人的氣度，彰顯了大國風(fēng)范。

而這一次也是周總理首次對外公開宣布蔣介石回歸的條件。

而之前，周總理也早就暗中為爭取蔣介石回歸做出了努力。

在出訪東南亞七國前3個月，周總理便與章士釗等愛國人士進行密談，由他們向臺灣當局隱秘傳遞中央對臺灣回歸的規(guī)劃，并向曾經(jīng)的同事蔣介石捎話道：“我們有誠意，可以耐心等候?！?/p>

美國作家陶涵在蔣介石傳記中清楚記錄了周總理代表中央開出的條件：“周恩來秘密向國民黨提議：臺灣回歸后，國民黨仍然可以統(tǒng)治臺灣，且‘會給蔣介石找個合適的位子’。”

除了章士釗這條線，周總理還在北京會見了國民黨中央社記者曹聚仁，此人曾與蔣經(jīng)國共事。

周總理在談話中舉出了過去國共兩黨合作取得的成功，并提出了進行第三次合作的建議：“臺灣是內(nèi)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設(shè)呢？”

而在回答了曹聚仁一些具體提問后，他也進一步表示：“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quán)統(tǒng)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定安排的?！?/p>

周總理的循循善誘經(jīng)由曹聚仁之口傳到了蔣氏父子耳中，而這次會談后，國共兩黨的接觸明顯增多，并對一些具體的實質(zhì)問題進行了研討。

1957年春，臺灣當局立法委員宋宜山到北京作“實地考察”，周恩來親自會見了宋宜山，并闡明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政策：

一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

二是臺灣作為中國政府統(tǒng)轄下的自治區(qū)，實行高度自治；

三是臺灣政務(wù)仍由蔣介石領(lǐng)導(dǎo)，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預(yù)；

四是美軍撤離臺灣，不允許外國干涉中國內(nèi)政。

而這四點便是之后周總理“一綱四目”思想的雛形。

周總理的想法得到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毛主席為了讓臺灣免于戰(zhàn)火下回歸祖國，開出了足夠重視的籌碼：

臺灣只要回歸祖國，除外交統(tǒng)一于中央之外，所有軍政大權(quán)、人事安排均由臺灣掌握，所有軍政建設(shè)費用不足之處，由中央支付，國共雙方不派人員做破壞對方之事。

可這些優(yōu)厚提議卻沒能換來第三次國共合作，臺灣回歸大業(yè)因蔣氏父子的一己之私而破產(chǎn)。

雖然深知蔣氏的貪婪，可一心祖國統(tǒng)一的周總理并未放棄，一邊繼續(xù)爭取支持，一邊提出先做有限接觸，如互訪、通郵等有利統(tǒng)一的建議。

爭取到一封“歷史文件”

美國“兩個中國”的陰謀被破解后，周總理將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和平解放臺灣上。

而在1959年，一個助力擺到了周總理面前，可他卻拒絕了。

1959年，李宗仁通過程思遠第一次向中央表示“落葉歸根”的愿望。

李宗仁作為老牌政客，在臺灣頗具影響力，若是能贏得他的表態(tài)，將能爭取到許多臺灣人的支持。

可面對這份助力，周總理卻用“時機尚未成熟”拒絕了。

這是非常理性的判斷，當時李宗仁雖然地位較高，可卻受到美國與國民黨特務(wù)監(jiān)視，若是顯露出異動，很可能會就此丟了性命，而且李宗仁雖有回歸之意，但思想上卻受各方影響處在搖擺狀態(tài)，并非完全可靠。

為了好好打出這張牌，周總理做了兩項工作。

為了讓李宗仁擺脫思想影響，周總理借程思遠之口多次表明了底線：

一是不要在中美之間做文章；

二是堅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nèi)政。

而在確定李宗仁能與我國在兩個原則上達成共識后，周總理開始為李宗仁安排起了回歸之路。

這是極為耐心的策略，1959年，在周總理的安排下，李宗仁飛往歐洲與程思遠見面，隨后返回美國，而后又在4年再度飛往歐洲，將飛往歐洲旅行變成常規(guī)操作，為之后1965年回歸大陸做準備。

在接受意大利米蘭《歐洲周報》采訪時，李宗仁明確表明了態(tài)度：“作為個人說來，我自己已無關(guān)緊要，我們不能妨礙中國的前途和它的進步，我由于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正在誕生?！?/p>

1965年，在李宗仁再度傳達想要歸來的急切心理后，周總理等到了那個時機。

趁著陳誠去世，李宗仁在7月19日來到了上海。

而第二天，周總理便同他做了次長談。

隨著“四不可”（不可介入中美關(guān)系；不可介入美臺關(guān)系；不可介入國共關(guān)系）同來的是“四可”：可以回國定居，我們表示歡迎；可以回國定居后再去美國；可以在方便時再回來；可以在歐洲暫住一個時期再定行止。

而程思遠則在日后回憶時說道：“周恩來關(guān)心的不是李宗仁個人，而是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

這次爭取工作是成功的。

隨著李宗仁回到大陸，我們再度獲得了一張和平解放臺灣的好牌，而在1969年李宗仁去世后，他所口授的一封信則成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文件”。

在信中，李宗仁表示道：“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后一刻，我還深以留在臺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的懷抱”。”

在周總理的努力下，和平臺灣的進度條一直在前進。

1971年６月21日，周恩來在會見美國新聞界人士時，對“一綱四目”從理論高度做了闡述，并指明回歸后，臺灣將過得更好：

“有人說，臺灣的生活水平很高，臺灣回到祖國后，生活水平就會降低。相反，臺灣回歸祖國后，我們有可能在他們原來的基礎(chǔ)上逐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隨后便講出了5條保障臺灣經(jīng)濟的措施：同內(nèi)地一樣的稅收、免費建設(shè) 、不收所得稅、臺灣失業(yè)人員回到故土工作、給予全體人員解放獎勵。

對自己的提議，周總理十分自信：“這樣做只會使臺灣得到更多的好處，不會使臺灣受到任何損失。”

而這對“一綱四目”思想的具體闡發(fā)，是日后鄧公提出一國兩制構(gòu)想的源頭。

20世紀70年代，周總理雖然年事已高，可依舊強撐著站好最后一班崗。

為了爭取臺灣早日解放，他親自下令將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大廳改為臺灣廳，并邀請臺灣同胞參與籌建，以此拉近兩岸關(guān)系。

而在周總理的努力下，從１９７３年起，中國臺灣民主同盟總部也恢復(fù)了工作，這是民主黨派被停止活動后最先獲得恢復(fù)的黨派之一。

和平解放臺灣是周總理的夢想，為此他奮斗了二十多年，可隨著1975年4月5日蔣介石身死，臺灣局勢大變，周總理多年心血幾乎全部化為烏有。

而后周總理病倒在了病床上，帶著種種遺憾，他叫來了中聯(lián)部接手的同志，忍著病痛詢問工作情況，并囑托同志要好好努力，爭取早日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操勞一生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而鄧穎超也根據(jù)總理生前遺愿，將骨灰盒放入了臺灣廳。

鄧穎超說，這代表了總理對統(tǒng)一祖國“鞠躬盡瘁、死而未已”的精神。

信息來源：

中國共產(chǎn)黨新聞《周恩來與解決臺灣問題歷史進程》

鳳凰網(wǎng)《周恩來如此回答“蔣介石若回大陸 給他什么職位”》

人民網(wǎng)《揭秘周恩來與蔣介石的關(guān)系：從共事黃埔到分道揚鑣》